香港的影视作品不但为公众提供了资讯和娱乐，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更是一种“软实力”。

由形象指导、写作人，以至香港电影美术学会副会长等，刘天兰有说不尽的身份，但都与创作和艺术有密切关联。

她与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展览，回顾电影服装的黄金岁月后，引发一个念头，希望把香港累积得来的文化瑰宝好好典藏及整理，让本地表演艺术的历史得以传承。

刘天兰多年来在社会上不同界别都留下脚印，“兴趣广泛”的她兴趣多多，“我如婴儿一样，是一步步走”。她形容自己是凭努力，逐步建立现有的一切，“我在很正常的家庭长大，不是特别有钱。爸爸很早因为飞机失事离世，当时的我只有4岁，妈妈养大我们3兄妹”。刘天兰虽然是家中幼女，却是最会照顾别人的一个。  

刘天兰忆述：“妈妈是一个既传统又独立的事业女性，她以前在《新晚报》任报纸编辑。”自称在“好学校”长大的她，中小学就读圣保罗男女，“我在香港长大，十几岁时就跟妈妈移民加拿大，在西门菲沙大学读书”。大学修读大众传播及电影课程，“后来选择回流，一回来就数十年了。因为这是我的家、我的根”。70年代末期，她回港发展，展开其丰盛的演艺及形象事业。

她从小到大都循规蹈矩，“妈妈给我很多自由，让我寻找兴趣，曾建议我和姐姐学钢琴，姐姐考到5级，我则在初中一年级时转学吉他，之后再转学民谣音乐，开始学唱歌。为人父母应该看孩子的兴趣和天分，他喜欢什么就让他去试，试过后不喜欢就不要逼他”。刘妈妈就是这样放手让子女自由选择发展方向，这也成为了刘天兰日后当妈妈的教材。  

元祖级斜杠族

她直言：“那些虎爸、虎妈是傻的。我女儿Yoyo（岑宁儿），结果也是做音乐。她小时候很喜欢唱歌，音又准，我从来没有逼过她。”她于2013年推出自传《原来天兰》，“书内有篇文章是Yoyo写的，她说‘妈妈只是叫我跟自己比较，今天要比昨天好便可以’。”

形象指导、服装造型总监、演员、歌手、写作人、跨媒体创作人、香港电影美术学会副会长都是刘天兰的身份，作为元祖级斜杠族的代表，她说：“因为我的性格和兴趣很多，机缘巧合下，我确实做了很多不同的行业。如果我盖棺那天下定论‘刘天兰做过多少事？’真的是10根手指数不完，但我做得很开心。”她从加拿大回港，先做幕前，同时也做幕后，且更喜欢做幕后。她每样都有兴趣，尝试不同岗位，得到很多丰富体验。

性格积极的刘天兰甚少会感到后悔：“我很正面的，不喜欢留在负面里。人越大会越多压力，因为要照顾的事比较多。要提醒自己能放下的便放下，不是自己没有能力，但既然请了别人就信任别人，用人不疑，大家分工。后悔没问题，但不值得。所以我妈离世前我跟她说‘我爱你’，还抓紧了最后数年的相处时光，好好让她知道女儿的心意。”

刘天兰自曝曾有20年吸烟习惯，2006年决定戒烟，“说戒就戒了20多年。中间那段日子人很紧绷，试过腰痛也试过生病，因为不懂放松，工作总是做到很累，后来学懂停下来再作调整，便是一个进步。我生活的质素不应该被工作或所谓的责任感打倒，失衡是没有意思”。

只跟自己竞赛

“人生最大困难是不够时间，怎样面对呢？”刘天兰感慨道：“只得数十年，那便尽量去面对，这是个哲学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世界太大，只可以在有生之年去尽力做。”她分享其座右铭，“Think Ahead，Plan Ahead，Do Ahead，即是凡事准备多些，想多些，计划多些，拍戏太多突发事故，需要更多预备，只要想到最坏的情况，那天崩地裂都不用怕，尽了力仍失败亦无话可说，最重要是问心无愧。”

在电影圈打滚多年的刘天兰，分享对行业近年发展的看法，“大片当然是好，有资源、有合适的条件去拍摄好看的戏是一件事，但电影是中立的，是一个可大可小的媒体，没人说一定要大片才叫电影。从《正义回廊》开始，近年有10部、8部电影都‘拿得出手’，令人很开心。数量少了便由它少了，这是一个进化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过程。”

曾经有很多人认为“香港电影已死”，没法回复以前的黄金时代，刘天兰另有看法，“新导演、新演员，已经是新的一代。电影是反映社会、民生，人人（新一代）都很努力，好不容易才开拍一部戏”。

热爱电影的她将看戏视为娱乐和休息，“我一天可以看两出戏”。今年66岁的她，还会在工作与工作之间自行欧游半个月，就是想给自己一些养分。她坦言，直到花甲之年，才开始做运动，“60岁开始，每星期健身两次，很勤力。很感恩自己会这样做。这副机器若然不为它抹油，只可以向下，要抹油才保持长久。自己照顾自己是一种投资，需要时间、金钱”。

不与他人比较

2023年为了“无中生有——香港电影美术及服装造型展”而奔波，她暂停运动半年，“完了展览后，体能又要从头再来，所以我更明白运动有多重要。不过运动也不要跟别人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身体好了也会开心更多”。

对于未来，刘天兰在2024年书展前将推出一本关于《无中生有》展览的完整纪录，“是为了记录整个展览，会有一些幕后花絮，已拍了很多照片，是有备而来。展览过程中获得很多回应和观众留下的意见，那些我通通都存起来了”。

她去年6月参与由香港国际评论学会主办、首次在亚洲举行的“国际表演艺术图书馆、博物馆与资料馆协会”国际研讨会前的讲座“整存、再现与诠释：保育演艺与电影文化背后的故事”中担任讲者，谈论在香港弹丸之地，如何有限地保存及典藏演艺的瑰宝，又让本地的表演艺术文化及纪录得以传承下去，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拍戏就是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香港电影美术及服装造型展”，刘天兰说是香港电影美术学会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协会于1996年成立，过往曾开班、讲座、联谊等，这么大型的展览已是4、5年前的事。这4个月做了很多场导览，其中我做了40场。”

她说：“拍戏已经是无中生有，这是拍戏中再一层的无中生有。我们把它‘生出来’才能拍戏。我为我的同僚感到骄傲，拍完一部辛苦到想死，熬夜、长痘痘、胃痛、失眠、很大压力。”她直言：“很老土地说一句，今天是我们以往累积下来的结果，即值得保留的文化，要珍惜它。能留下的都是好的，差的早已被淘汰。典藏是有教育意义，以戏服来说，旗袍、迷你裙、古装等，那种质量是现在买不到的。它是根据电影故事或剧本而创造，天马行空什么时代也可以。

“香港不够地方摆放，不论是捐出去或送出去也好，相关物品有时会四散。片厂未必有空间摆放，所以不是所有都能保存，已丢掉了很多，我们听见都伤心。”

戏服有助说故事，她认为很神奇，“可展示出人物性格、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品味、职业、年纪、身份等，不用开口已有感觉，也能帮助演员入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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