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这个名字,原来藏着一段父母之间的爱情故事。
香港导演陈可辛上周四(22日)出席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举办的“In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Chan”对话会,全程以英语与主持人及观众交流,回顾近40年的电影生涯。
现场观众提问踊跃,从创作、票房得失到人工智能(AI)对电影业的冲击,问题一个比一个深入。他几乎知无不言,面对连自己也难以解释的问题,偶尔无奈反问:“你觉得我有答案吗?”随后仍耐心分享经历,希望给提问者一点支持和启发。
对话会一开场,主持人便问起他名字的由来。在新加坡的语境里,“可辛”让人联想到“can tahan”,是吃得起苦的意思。陈可辛却透露,母亲生他时分娩艰难,父亲取这个名字,是对妻子的心疼与感念。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后来真的成了我的人生。”
名字里的“辛”,仿佛预示了他日后的勤奋与专注,以及对电影近乎执着的投入。
而这份执着,源头同样是父亲。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局外人”
陈可辛在香港长大,父母是泰国华侨。家里吃饭用汤匙和叉子,来访的朋友总好奇:“为什么你们不用筷子?”
11岁那年他搬到泰国,念的是国际学校,华语教育只到小学六年级。他坦言,自己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后来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点点补上的。
不断适应不同的文化,让他对漂泊、身份与人际关系格外敏感,这些主题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里,1991年上映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拍的也是华人离散。
(图:SGIFF)
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也是电影人,小时候见他带着新构思回家时眼中闪烁的光,也目睹他一次次面对市场、投资者和片商的挫折。正因深知行业艰辛,父亲反而劝儿子别入行。但陈可辛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转而学习电影。
“他当时应该既担心,又有一点高兴,因为我们热爱的是同一件事。”
电影最终成了父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多年后,他监制的《十月围城》便是取材自父亲1970年代拍摄的旧作,当年11岁的他还曾参与演出。
顺势而为,适可而止
一晃眼数十年过去,陈可辛用8个字概括自己的心得——顺势而为,适可而止。
这是他拍新片《明天,会更好》,走访成都一家阿尔茨海默病护理机构时,听工作人员说的,契合地几乎概括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顺势,有时是顺着潮流,有时则是自己创造潮流。
1990年代初,武侠和黑帮片当道,他与伙伴在香港创办电影人联盟UFO,偏偏选择拍摄都市爱情喜剧。
后来转往中国大陆发展,面对盗版影碟盛行、观众缺乏进电影院的动力,他开始思考如何让大银幕更具吸引力,于是有了歌舞片《如果·爱》,以及与李连杰合作的《投名状》。如今想来,他似乎还有些不可置信:“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拍一部跟李连杰合作的历史战争片。”
适可而止,则意味着不管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都必须保留个人的创作信念,“如果你不爱这部电影,又怎么可能把它拍好?”
比如《投名状》,没有大量传统功夫打斗,反而聚焦兄弟情义与抱负之间的人性灰色地带。电影在中国大陆取得不错的成绩,海外表现却不如预期,最终未能完全回本。
在他看来,电影创作始终是在市场需求与个人信念之间寻找平衡。
《甜蜜蜜》30年:祝福,也是“魔咒”
(图:SGIFF)
今年适逢《甜蜜蜜》上映30周年,这部经典正是UFO时期开创新潮流的代表作之一。
不过,电影当年的票房并不亮眼,只是勉强回本。1996年平安夜,陈可辛在UFO后院与朋友烧烤道别,随后前往好莱坞发展。
2年多后回到香港,他才发现《甜蜜蜜》早已在中国大陆、韩国及东南亚电影圈产生深远影响,“这部电影让我接下来30年的电影事业有了新的生命”。
他也笑言:“这是一份祝福,但也是我想打破的魔咒。”至今仍有约九成的人因为《甜蜜蜜》认识他,仿佛他后来再也没有拍过其他作品。
对他而言,这部电影最珍贵的,是留住了1985年至1995年的香港。电话亭、店铺、小时候放学走过的后巷,许多如今已不复存在,但电影保存了那个年代的景象与情感,“电影就像一本历史书”。
有观众问他,如何把一座城市的时代情感化成动人的爱情故事?
陈可辛笑着反问:“你觉得我有答案吗?我只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虽然《甜蜜蜜》、《如果·爱》等代表作让他被视为爱情片导演,他却认为,自己从未真正拍过一部单纯讲述两个人坠入爱河的电影,因此《甜蜜蜜》的英文片名才有“Almost a Love Story”这个注脚。
好莱坞的一课
陈可辛也曾在好莱坞执导英语片“The Love Letter”。从小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他,并不觉得文化差异是难题,拍摄过程也十分愉快。
真正的难关在试映和营销阶段。电影决策往往由公司体系和市场测试主导,与香港以导演为中心的制作模式截然不同。
(图:SGIFF)
这段经历虽然让他受挫,却也成为日后的养分。离开好莱坞后,他先尝试泛亚洲电影合作,参与《见鬼》等恐怖片制作,随后转往中国大陆发展,拍出《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等现实主义作品。
面对观众询问如何在中国大陆的审查制度下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他表示:“好莱坞的经历让我知道,能熬过企业体系,就能熬过任何事。”
在他看来,无论预算、明星制度、片厂还是审查,限制有时反而能激发创意,让电影变得更好。
家里有两个演员,要多说“Great”!
这样的开明和智慧他也运用到了生活中。
谈到与伴侣吴君如如何互相支持,陈可辛分享的心得很简单:学会多说“Great”!
如今20岁的女儿也正在学习表演,希望成为演员。他笑言:“家里有两个演员,就要说更多的Great!”
不过在工作上,陈可辛可不是凡事都说好的“Yes-man”。
他对编剧团队要求严格,经常要求剧本一改再改。《投名状》署名的编剧多达9位,他也自嘲,编剧圈并不太喜欢他。
但他认为,导演并不是独自创造一切的人,而是要懂得聆听不同意见,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听。他回顾自己的作品,发现许多令观众津津乐道的场面,往往是拍摄过程中意外产生的,并非原本写在剧本里。
(图:SGIFF)
直到新片《明天,会更好》,他才首次正式署名担任编剧。电影以阿尔茨海默病为切入点,讲述一个婚姻濒临破裂的家庭,片中不少婚姻、父女及母女关系的情节,不少是取材自他的真实生活。
2小时的电影不会消失
对话会的最后,陈可辛主动谈起AI和短视频的冲击,他坦言,如今可能是影视行业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他不认为电影会被取代。
陈可辛强调:“电影始终是由人制作的。”但他愿意把AI当成辅助制作的工具,就像电脑特效(CGI)一样,却不会让AI生成内容取代人的创作。
他认为,短剧盛行的同时,也有人愿意花几个小时收听长篇播客,不同娱乐形式可以并存。
随后还补上一句:“至少在我有生之年,2小时的电影不会消失。”
回望这些年,电影类型不断改变,核心却始终如一。从年轻时的爱情与友情,到后来对人性、社会及家庭的思考,他始终透过电影探索不同人生阶段的难题。
“某种程度上,这36年来,我一直都在拍同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