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顺势而为,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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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G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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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Chan on going with the flow and knowing when to stop
  • Speaking at a dialogue session at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eter Chan looked back on nearly 40 years in film. He revealed that his name came from his father's sympathy for the pain his mother endured during childbirth, and said that mov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over the years has made him especially attentive to themes of displacement, identity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 Chan summed up his creative philosophy as "going with the flow and knowing when to stop", stressing that films must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personal conviction. From his UFO days to his move into mainland China, he has continually tried different genres while insisting on preserving his voice as an auteur.
  • Chan said the impact of "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 has become even more apparent 30 years after its release. It gave his career a new lease of life, but has also become a defining label that is hard to shake off.
  • Speaking about his life and his new work "The Road Not Taken", Chan said his family experiences have also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script.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AI and short videos, he said AI can only assist with creation, and that the two-hour film will not disappear.

“陈可辛”这个名字,原来藏着一段父母之间的爱情故事。

香港导演陈可辛上周四(22日)出席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举办的“In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Chan”对话会,全程以英语与主持人及观众交流,回顾近40年的电影生涯。

现场观众提问踊跃,从创作、票房得失到人工智能(AI)对电影业的冲击,问题一个比一个深入。他几乎知无不言,面对连自己也难以解释的问题,偶尔无奈反问:“你觉得我有答案吗?”随后仍耐心分享经历,希望给提问者一点支持和启发。

对话会一开场,主持人便问起他名字的由来。在新加坡的语境里,“可辛”让人联想到“can tahan”,是吃得起苦的意思。陈可辛却透露,母亲生他时分娩艰难,父亲取这个名字,是对妻子的心疼与感念。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后来真的成了我的人生。”

名字里的“辛”,仿佛预示了他日后的勤奋与专注,以及对电影近乎执着的投入。

而这份执着,源头同样是父亲。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局外人”

陈可辛在香港长大,父母是泰国华侨。家里吃饭用汤匙和叉子,来访的朋友总好奇:“为什么你们不用筷子?”

11岁那年他搬到泰国,念的是国际学校,华语教育只到小学六年级。他坦言,自己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后来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点点补上的。

不断适应不同的文化,让他对漂泊、身份与人际关系格外敏感,这些主题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里,1991年上映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拍的也是华人离散。

(图:SGIFF)

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也是电影人,小时候见他带着新构思回家时眼中闪烁的光,也目睹他一次次面对市场、投资者和片商的挫折。正因深知行业艰辛,父亲反而劝儿子别入行。但陈可辛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转而学习电影。

“他当时应该既担心,又有一点高兴,因为我们热爱的是同一件事。”

电影最终成了父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多年后,他监制的《十月围城》便是取材自父亲1970年代拍摄的旧作,当年11岁的他还曾参与演出。

顺势而为,适可而止

一晃眼数十年过去,陈可辛用8个字概括自己的心得——顺势而为,适可而止。

这是他拍新片《明天,会更好》,走访成都一家阿尔茨海默病护理机构时,听工作人员说的,契合地几乎概括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顺势,有时是顺着潮流,有时则是自己创造潮流。

1990年代初,武侠和黑帮片当道,他与伙伴在香港创办电影人联盟UFO,偏偏选择拍摄都市爱情喜剧。

后来转往中国大陆发展,面对盗版影碟盛行、观众缺乏进电影院的动力,他开始思考如何让大银幕更具吸引力,于是有了歌舞片《如果·爱》,以及与李连杰合作的《投名状》。如今想来,他似乎还有些不可置信:“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拍一部跟李连杰合作的历史战争片。”

适可而止,则意味着不管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都必须保留个人的创作信念,“如果你不爱这部电影,又怎么可能把它拍好?”

比如《投名状》,没有大量传统功夫打斗,反而聚焦兄弟情义与抱负之间的人性灰色地带。电影在中国大陆取得不错的成绩,海外表现却不如预期,最终未能完全回本。

在他看来,电影创作始终是在市场需求与个人信念之间寻找平衡。

《甜蜜蜜》30年:祝福,也是“魔咒”

(图:SGIFF)

今年适逢《甜蜜蜜》上映30周年,这部经典正是UFO时期开创新潮流的代表作之一。

不过,电影当年的票房并不亮眼,只是勉强回本。1996年平安夜,陈可辛在UFO后院与朋友烧烤道别,随后前往好莱坞发展。

2年多后回到香港,他才发现《甜蜜蜜》早已在中国大陆、韩国及东南亚电影圈产生深远影响,“这部电影让我接下来30年的电影事业有了新的生命”。

他也笑言:“这是一份祝福,但也是我想打破的魔咒。”至今仍有约九成的人因为《甜蜜蜜》认识他,仿佛他后来再也没有拍过其他作品。

对他而言,这部电影最珍贵的,是留住了1985年至1995年的香港。电话亭、店铺、小时候放学走过的后巷,许多如今已不复存在,但电影保存了那个年代的景象与情感,“电影就像一本历史书”。

有观众问他,如何把一座城市的时代情感化成动人的爱情故事?

陈可辛笑着反问:“你觉得我有答案吗?我只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虽然《甜蜜蜜》、《如果·爱》等代表作让他被视为爱情片导演,他却认为,自己从未真正拍过一部单纯讲述两个人坠入爱河的电影,因此《甜蜜蜜》的英文片名才有“Almost a Love Story”这个注脚。

好莱坞的一课

陈可辛也曾在好莱坞执导英语片“The Love Letter”。从小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他,并不觉得文化差异是难题,拍摄过程也十分愉快。

真正的难关在试映和营销阶段。电影决策往往由公司体系和市场测试主导,与香港以导演为中心的制作模式截然不同。

(图:SGIFF)

这段经历虽然让他受挫,却也成为日后的养分。离开好莱坞后,他先尝试泛亚洲电影合作,参与《见鬼》等恐怖片制作,随后转往中国大陆发展,拍出《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等现实主义作品。

面对观众询问如何在中国大陆的审查制度下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他表示:“好莱坞的经历让我知道,能熬过企业体系,就能熬过任何事。”

在他看来,无论预算、明星制度、片厂还是审查,限制有时反而能激发创意,让电影变得更好。

家里有两个演员,要多说“Great”!

这样的开明和智慧他也运用到了生活中。

谈到与伴侣吴君如如何互相支持,陈可辛分享的心得很简单:学会多说“Great”!

如今20岁的女儿也正在学习表演,希望成为演员。他笑言:“家里有两个演员,就要说更多的Great!”

不过在工作上,陈可辛可不是凡事都说好的“Yes-man”。

他对编剧团队要求严格,经常要求剧本一改再改。《投名状》署名的编剧多达9位,他也自嘲,编剧圈并不太喜欢他。

但他认为,导演并不是独自创造一切的人,而是要懂得聆听不同意见,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听。他回顾自己的作品,发现许多令观众津津乐道的场面,往往是拍摄过程中意外产生的,并非原本写在剧本里。

(图:SGIFF)

直到新片《明天,会更好》,他才首次正式署名担任编剧。电影以阿尔茨海默病为切入点,讲述一个婚姻濒临破裂的家庭,片中不少婚姻、父女及母女关系的情节,不少是取材自他的真实生活。

2小时的电影不会消失

对话会的最后,陈可辛主动谈起AI和短视频的冲击,他坦言,如今可能是影视行业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他不认为电影会被取代。

陈可辛强调:“电影始终是由人制作的。”但他愿意把AI当成辅助制作的工具,就像电脑特效(CGI)一样,却不会让AI生成内容取代人的创作。

他认为,短剧盛行的同时,也有人愿意花几个小时收听长篇播客,不同娱乐形式可以并存。

随后还补上一句:“至少在我有生之年,2小时的电影不会消失。”

回望这些年,电影类型不断改变,核心却始终如一。从年轻时的爱情与友情,到后来对人性、社会及家庭的思考,他始终透过电影探索不同人生阶段的难题。

“某种程度上,这36年来,我一直都在拍同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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